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体制与经营管理司原司长张红宇关注四川省第十二次党代会部署的这项工作——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

“乡村建设”是个老话题，但张红宇认为它值得我们重新思考。这当然和不久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有关。但他更想强调背后的底层逻辑：今后一个时期是我国乡村形态快速演变的阶段。这意味着建设什么样的乡村、怎样建设乡村……一系列老命题，需要新答案。

在和川观智库1个多小时的对谈中，张红宇主要顺着“人的迁徙”“产的变迁”这两条线索，为四川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厘清重点、提出建议。

“人的迁徙”——乡村人口继续向城镇集中，在乡村建设中对村落应予以分类对待

人的迁徙，无疑是乡村建设要考虑的一个关键变量。

张红宇老家在四川，亲眼看过太多四川老乡的迁徙故事。不仅在四川，他提到过去40多年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都在以“一年提升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发展，从约18%一路升到去年逾64%；与之相对，农业就业人员在全部就业人员中的占比以“一年减少约一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去年已降至不足23%。

而张红宇认为在今后一个时期，这种人口变化趋势仍将延续，“我们认为中国城镇化还有不小空间，到2035年城镇化率可能突破75%，最终可能会达到80%左右，从事农业的人口会减少到1亿人以内。”张红宇认为这不仅是城市和工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也是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需要，“推进农业现代化提升劳动生产效率，就会减少劳动力。换句话说，现在10个人种一片地，未来可能就只要1个人。”

这种人的迁徙，对四川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有什么影响？张红宇认为还是要从迁徙导致的变化说起。

乡村人口继续向城镇集中，带来最直接的变化就是乡村分化。“未来有的乡村肯定是要萎缩甚至消失的，但有的乡村一定还会继续发展。”为此张红宇认为四川深入实施乡村建设行动，首先就要对这种分化趋势做到心中有数，在建设过程中不搞齐步走、一刀切，“哪些村会做大、哪些村要保留、哪些村会消失都要有所认识，要在顺应乡村演变趋势的前提下明确各自定位、分类对待，避免在‘空心村’搞无效投入、浪费资源。”

至于如何判断演变趋势，张红宇表示，以产业发展情况来判断当然很重要，但绝对不是唯一的指标，还有其他因素要考虑，比如文化。“有的村里现在没什么产业，但有文化积淀，或环境非常秀美，其实未来都是可以通过发展旅游业把它们带动起来的。”张红宇特别提到在四川，比如他老家什邡市，就有不少这样的村庄。它们当然可以保留下来，甚至在乡村建设上进行重点扶持。而对于“空心村”，他建议在实施乡村建设行动过程中要因地制宜，根据具体情况选择复垦复绿、改善留守户人居环境等方式来妥善应对。

乡村人口继续向城镇集中，带来的另一个变化是加速乡村老龄化。“决定迁往城镇的，主要是年轻一代及其子女。年轻人走了，乡村老龄化速度当然就会比城镇更快。”四川这方面情况或许会更加凸显。为此他建议当地要尤其重视相关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特别是医疗救助、养老和文化等领域，抓好卫生院、文化设施建设，等等。

说到这儿，他还特别界定了一个概念——乡村人口向城镇集中，这里的“城镇”究竟是哪儿？他个人认为更多指代“县城”，即出于迁徙成本、就业机会等因素的考虑，未来乡村人口会更多就近向县城集中。一个可参考的细节是：最近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印发的文件其实有两份。按时序梳理是5月初先印发《关于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的意见》，到月底才是《乡村建设行动实施方案》。

之所以界定这个概念，张红宇是想提醒四川要以县为单位谋划乡村建设，县城建设和乡村建设要统筹考虑。毕竟一方面乡村人口向县城集中是一个渐进过程，乡村人口迁徙的速度不可能大大超前于县城建设速度；另一方面最终也还会有不少人口留在乡村，部分公共服务仍然要依赖县城，做好统筹规划和协调至关重要，“怎样把单一的城市规划变成城乡融合的规划，这是当前很重要的一项工作。”

“产的变迁”——促使生产生活分开，需要四川加大相关建设投入力度

和人的迁徙一样，产业变迁必然也会对乡村建设产生巨大影响。

张红宇选择了从一个小切口，即“农民”这个称谓讲起。过去说农民，其实是把两个概念——“农村户籍居民”和“农业从业者”捆绑在了一起。“过去这样混为一谈可能还无所谓，但未来就越来越说不通，因为农业从业者不一定会是本村户籍，也就不能和户籍绑在一块。”

在张红宇看来，“说不通”背后是农业经营格局的巨大变化。他认为在三权分置的制度安排背景下，“家庭传承者兼业+外来者专业”的农业经营格局会是未来发展的一个大趋势。这里的“家庭传承者兼业”是指从上一辈人手里得到土地承包权的新一代。他们通常更多会选择主要从事非农产业，而只将经营自己承包地作为辅助收入来源。更多承包地会被转租给外来的专业生产经营者。

张红宇特别提出，这种趋势在四川会体现得尤为明显，因为省内早已在开展包括崇州农业“共营制”等一系列相关探索，在破解乡村谁来种地、农业谁来经营等难题的同时，加速了上述农业经营新格局的形成。

农业经营格局的变化，会给四川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带来什么影响？在和川观智库对谈过程中，张红宇先后谈到两个方面：乡村的大型化和环境的高要求。

对“乡村的大型化”，他举例说过去四川的自然村落布局为什么那么分散？“过去搞传统农业，生产距离和生活距离最好不要太远。因为我下田靠走、耕地靠牛，不可能每天牵着牛走几十里地再干活。但现在专业从事农业的人员更多靠农业机械，比如出行靠开拖拉机，耕种面积也更大，就没必要住在田边了。换句话讲，过去村庄是生产生活一体化，村庄要适应生产。但未来生产和生活可以分开，村庄就不用适应生产了。”张红宇认为这给乡村建设提供了更大空间，或推动村庄往大型化发展，“为什么发达国家的村庄一望无际，这里有历史原因，但实际上也是一个农业现代化发展的结果。”

至于“环境的高要求”，也就不难理解。从生产环境来说，新的农业经营格局自然会提出更高要求，“现在村村通了硬化路，但不少‘产业路’‘资源路’还没跟上——我承包了1000亩地，你总得让我的大型拖拉机能顺利下田吧？这就涉及道路建设的提升。至于水，不仅是老百姓饮用水，生产方面防汛抗旱的水有没有、够不够？对水利设施建设的要求自然也就更高了，诸如此类。”从生活环境来说，外来专业生产经营者也会要求更好的人居环境，厕所、面源污染和垃圾处理等问题将日益凸显。这一切，都要求乡村建设行动在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补短板、提质量等方面下更大功夫。同时他也提醒要完善居民参与乡村建设机制，激发引导其参与积极性，收集相关建议和需求，确保乡村建设行动有的放矢。

上述工作都涉及较大的资金投入。有观点认为当前乡村建设的投入边际效益在递减，地方加大投入“不划算”。张红宇认为这种看法是狭隘的，乡村建设是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推动乡村人口实现共同富裕的一大抓手，更重要的是当前也处在乡村建设的窗口期——张红宇认为2025年前四川要在乡村建设上取得实质性进展，才能为后续城乡融合发展、农业现代化等战略性工作的进一步推进奠定扎实基础。为此在未来3年，四川应加大资源要素向乡村建设的倾斜投入力度。与此同时他也提醒，实施乡村建设行动必须坚持数量服从质量、进度服从实效原则，相关投入要同地方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结合群众实际需要，合理确定公共基础设施配置和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张红宇系清华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副院长、农民日报社专家智库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