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是“三位一体”改革发祥地。习近平总书记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曾亲自部署构建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农村新型合作体系。此后十六年，按照“多元化、市场化”的要求，浙江坚持不懈探索。产业农合联正是在这一背景条件下茁壮成长起来的一棵幼苗。
       截至目前，按照“一业一联”的要求，浙江已在县级层面组建成立了217家产业农合联。这种新型合作组织以龙头企业为主导，涉农行业协会和农民合作社联合社为协调，加工企业和专业合作社为基础，围绕产业发展提供专业服务，得到相关各方交口称赞。

    “在欧美等发达国家与地区，在同一产业内，产业链上不同的主体往往相互参股，合作社与合作社也常常联手组建加工企业，共同形成对市场的控制，因此产业发展始终健康稳定。我国的专业合作还比较初级，作用仍然有限，必须实现更高层次、更大范围的再联合、再合作。浙江产业农合联，正是‘三位一体’改革的多元化创新，值得关注与推广。”长期致力于合作经济研究的专家、浙江大学中国农村发展研究院首席专家黄祖辉认为。


       长兴是浙北农业大县，其中芦笋赫赫有名，种植面积1.2万亩，年产量达1.6万吨。但由于分散经营、规模偏小、各自为战，因此尽管有诸多专业合作社提供相关专业服务，在市场上却难以形成议价权和话语权。收购商往往在田头“各个击破”，农户们不仅被压价不说，还不时遭遇滞销。产业发展时起时落，犹如“过山车”。地方政府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却无计可施。
2017年4月，长兴将53家会员单位组织一起，成立了芦笋产业农合联。其中，包括27家专业合作社、9家家庭农场、6家种植大户、7家涉农企事业单位和其他4家相关单位，几乎将相关生产主体和服务机构“一网打尽”。产业农合联成立后，设置了销售部、技术部、质检部、专科庄稼医院和信用合作部。许长蔬菜专业合作社“当家人”莫国锋因为为人公道、能力出众，被大家公推为产业农合联的理事长。
      “现在产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激烈。无论是产销信息、技术研发、品种试验、农机迭代、标准推广，看似简单，其实后面十分烦琐，又十分专业。政府虽然有心扶持，但对产业发展毕竟不够了解。”莫国锋说，产业农合联成立后，除了每天发布产品交易价，对外拓展市场，还对经销商和农户分别形成了交易规则的强制约束。会员们只要将芦笋交给产业农合联就万事大吉，每个月定期结账，可以拿到现金。为了对经销商和农户形成约束，产业农合联规定，双方都必须缴纳一定数量的保证金。
      联合势必产生费用。那么，产业农合联的办公经费从何而来？据了解，该组织规定，会员每交易一斤芦笋，产业农合联即可从中提取八分钱管理费。按每天交易2万斤芦笋计算，可有1600元入账。这笔收入，可用来做市场推广、房租水电、人员工资等。到了年底，如有结余，会员们将按入股比例进行“二次分配”。
      区区“八分钱”管理费，看似微不足道，但一方面，其分配体现了合作经济的本质，另一方面，则保证了产业农合联的可持续运营。产业农合联的发展，也因此表现出旺盛而持久的生命力。

在长兴县的芦笋产业农合联，工人正在收购芦笋。

      市场交易离不开品牌。长兴芦笋打造品牌的短板在于没有对产品进行分级，但要想分级，市场上却找不到现成设备。无奈之下，莫国锋硬着头皮找到专业研发机构，谈妥价格，然后找政府申请项目补助，进行设备的联合研发。“对方看中的是我们有众多会员，一旦成功就可以批量推广。”
      现在，莫国锋的芦笋产业农合联一呼百应。经过分拣的芦笋，在“盒马”电商平台最高卖到了每斤近20元。长兴芦笋的产业地位日渐巩固，稳居浙江“老大”。近期，他又忙着组建公司，自己做大股东，再吸收其他合作社参与，共同开发芦笋果汁等深加工产品，一方面提升芦笋附加值，另一方面预防滞销跌价。
      “产业农合联的作用，就在于承担了政府不能做、做不了，专业合作社做不好、不经济的事项。犹如排球运动中的‘二传手’，是组织进攻、实施战术的关键。”在长兴县委常委史会方看来，以往产业政策往往是“二八开”，即80%的资金被20%的主体享有。而产业农合联的出现，改变了这一“潜规则”，让政府的财政扶持资金能够用到刀刃上。不仅公正公平公开，而且代表性十分广泛。
      今天，产业农合联已经覆盖到长兴10个主导产业，其中有葡萄、茶叶、粮食、湖羊等。每个产业农合联配备一个综合服务中心，里面各种服务应有尽有。该中心建设由政府投入，经营管理则由产业农合联负责。
      粮食种植一直是浙江农业发展中的“老大难”。但在地处浙南山区的龙泉市，通过粮食产业农合联一举扭转局势，成为“二传手”发挥作用的又一成功案例。
      以前，龙泉的种粮大户往往自己购买种子、自己育秧，不仅身心疲累，而且成本居高不下。加上山区地形复杂，农业机械难以施展手脚，以致种粮成为鸡肋，面积逐年下降。面对这一局面，地方政府愁眉不展：无法完成一定的粮食自给率，就无法通过上级部门的考核。
      2017年5月2日，龙泉粮食产业农合联成立，11位会员“众筹”500万元，成立了祥禾粮食产业综合服务有限公司，提供农资供应、育秧机插、粮食烘干、农机维修出租和粮食仓储加工等市场化有偿服务。政府的公益服务组织——龙泉市粮食产业综合服务中心也委托公司展开运营，三块牌子一套人马。
      产业农合联成立后，在地方政府支持下，不仅低价租赁了办公用房和加工车间，还得到金融机构的低息贷款。信心满满的理事长雷少伟，注册了“祥禾”品牌，通过精心包装走向市场，实现了理想的产品溢价。今天，其粮食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100亩，无论是规模还是实力，在龙泉都独占鳌头。
      据介绍，以前抓粮食生产，政府最为头疼：一是比较效益低，老百姓缺乏积极性；二是缺乏相应抓手，即使政府出台了鼓励政策，像种粮面积核定、补贴资金发放等具体工作，也没有专门机构和人员落实，最后导致政策“跑冒滴漏”。现在有了这个“二传手”，将三种功能集于一身，政府政策有了落地者，生产服务有了供给者，做起工作来感觉顺手许多。
      龙泉粮食生产逐渐掌握主动，种植面积不减反增。至今，龙泉的产业农合联已经发展到7个，而且个个生龙活虎、朝气蓬勃。

市场化经营“主攻手”

       行业协会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产业农合联与这些传统的社团组织有何区别？会不会是“新瓶装老酒”？记者调查发现，产业农合联并不仅仅是行业自律和管理组织，而是针对产业发展需求，将服务功能进一步延伸到了市场化运营。但这种运营并非产业农合联出面，而是由协会会员共同组建实体公司加以完成。
温岭是浙江有名的农业大市，近年来西蓝花发展很快，产品除了供应国内，还出口日本等国。但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产品销售常常遭遇挑战，蔬菜产量大年时，西蓝花常被贱卖，还会有不少烂在地里。为了止损，以前，温岭人常把西蓝花运到山东等地进行加工，来回大费周折。
      时间长了，大家就想在温岭也搞个加工厂，但资金成了最大的“拦路虎”。温岭红日供销有限公司董事长江福初，有着十多年的西蓝花种植经验。2018年，他与几家生产主体协商，共同投资2500多万元，建成了一条深加工流水线。
      按照设计规模，这条流水线每小时可加工5吨蔬菜成品，光靠江福初他们自有基地，还远远吃不饱。可现实中，许多种植大户又都有加工需求。温岭蔬菜产业农合联成立后，江福初就凭借这个组织载体，发出邀约，立即实现了业务饱和。
      一方面，有了稳定的原料供应，江福初可以安心开拓外贸订单，只需根据计划向会员提前下单，有效避免了生产盲目性；另一方面，种植大户们可以就地加工，再也无需将西蓝花拉到外地，仅此每吨即可净赚1000元。
      记者调查发现，行业协会、产业协会的会员之间，大多是“相敬如宾”，往往一年只见一面，“喝杯酒握个手就拜拜”。但产业农合联的会员之间，则经常吵得“天昏地暗”。因为大家相互合作、互相参股，形成了利益共同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大伙常挂嘴边的是“这个事情客气不得”。
      至于如何市场化经营，尽管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但百变不离其宗，大家都在寻找产业痛点，进行聚力弥补。有的瞄准市场拓展，有的聚焦产品深加工，有的致力于农资开发供应。总之，通过进一步深度合作，既在市场上有所斩获，也推动产业进一步健康发展。
     龙泉蔬菜近年来发展较快，面积已达10万余亩，产值超过5亿元。但随着规模扩大，流通压力与日俱增：龙泉本地没有蔬菜批发市场，菜农们只能硬着头皮，拉着蔬菜去外地到处碰运气。
     龙泉能否有个自己的蔬菜批发市场？这不仅是菜农共同的呼唤，也是整个蔬菜产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但愿望一直得不到政府回应。
     2017年5月，龙泉市蔬菜产业农合联成立后，再次提出兴建批发市场的建议。这次，建议很快得到政府通过。
     毛月旺既是龙泉市蔬菜瓜果产业协会会长，又是蔬菜产业农合联理事长。为什么以前功亏一篑，这次马到成功？他认为，是因为产业农合联组建了“联源农业”这个实体。“没有实体支撑的社团组织，就没有凝聚力，最终都将沦为自娱自乐。”

龙泉市蔬菜产业农合联的会员正在大棚内移栽种苗。
     今天，龙泉蔬菜批发市场已经建成营业。由展示楼、检测楼、零售区、批发区、特产销售区等组成，面积共计2万余平方米。如此庞大的一个市场，从土地划拨到建成运营、招商管理，只用了短短不到两年时间。
     据了解，“联源农业”总股本200万股，以20万股为一股，分成10股。其中毛月旺本人持股30%，其余70%由成员单位自愿认缴。因为有政府的各方面支持，解决的又是会员共同的需求，结果筹资十分顺利，一半左右成员单位成了公司股东。
     对龙泉蔬菜产业发展而言，批发市场建设可谓症结所在。但假如没有“联源农业”这个“主攻手”，政府既不敢盲目立项，更不可能将担子压到自己身上。据记者了解，因为政府投入开发市场、管理市场，不仅每年需要支出人头费，而且缺乏动力、缺乏活力，搞不好还要亏损。

       现代农业发展，越来越离不开各种专业化服务，如金融、资本，品牌、营销等等。但因为面向形形色色、不同产业的合作社，每个合作社所需要的服务都有所不同，因此专业化服务很难有效植入。产业农合联的出现，则扮演着“扣球手”的角色，让专业化服务得以顺利落地。
      青田稻鱼共生系统，是我国首个世界农业文化遗产。然而，获得这一殊荣后，青田并没有多少实际收益。稻鱼米价格还是一如既往，种植面积由此一路萎缩。
      2017年，青田县成立稻鱼产业农合联，县政府斥资2000万元，组建青田县侨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导产业农合联的运营。
      以前，稻鱼产业犹如一盘散沙。公司介入后，以产业农合联为平台，以品牌营销为龙头，倒过来抓品种、抓标准、抓质量。在品牌营销上，则定位“稻鱼之恋”，挖掘品牌故事，赋予品牌以内涵。
      从举办“稻鱼之恋”的开犁节、开镰节，到亮相各类推介会、展销会，从邀请网红进行直播，到九个挂职县长吆喝卖米，从入驻阿里巴巴盒马鲜生旗舰店，到变身联合国地理信息大会指定用米……专业服务下，青田稻鱼米身价陡增。仅仅一年时间，其售价就由每公斤6元猛涨到了20元。
     青田曾经的挂职副县长廖峰深有感触：通常情况下，区域公用品牌掌握在行业协会手中，但行业协会往往无法真正触及市场脉搏，这就造成品牌和市场之间的相互割裂。青田稻鱼米的成功，恰恰在于提供了品牌营销的专业服务。

青田县农民吴相春正在稻田里捕鱼。
       原来日渐凋零的青田稻鱼米品牌，开始走向复苏。记者采访发现，跟青田稻鱼米一样，浙江各地一大批区域公用品牌，通过产业农合联设立专业服务公司，再由政府向专业公司购买服务的模式，来解决品牌运营主体缺失难题。品牌的可持续发展，由此成为可能。
       农业产业门类众多，不同门类有不同的服务需求，因此尽管合在一起，也往往“话不投机”，大家说不到一块去。有了产业农合联，服务需求就会合并同类项，被集中释放，专业化、定制化的服务就有可能有效地、精准地输送到会员。
       比如金融服务，尽管属于通用性服务，任何主体都有需求，可每个产业的需求有所不同，金融机构因为不懂产业，因此既不敢轻易放贷，也设计不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但通过产业农合联，这一深层问题得到迎刃而解。
       柑橘是衢州市柯城区传统品牌产业、农民增收产业和乡村振兴产业，但是三年一小冻，五年一大冻，给产业发展造成严重影响。2020年遭遇冻害之后，柯城橘农面临着转型发展难题，有的要购买新品种，有的要上马设施大棚，有的要流动资金收购。柯城区有10个产业农合联，原来一起组建成立了资产经营公司，要为会员提供融资担保服务，结果经营公司却并不具备担保资质，也不符合监管要求，导致信用服务陷入困境，柑橘转型难以起步。
      浙江省农担公司进入后，紧紧依靠柑橘产业农合联熟人熟地的优势，一方面利用反担保方式，解决经营公司担保资质难题，另一方面通过财政政策协同，降低了农户的融资成本。到去年12月底，累计在柯城区发放“政银担”贷款2.65亿元，其中仅柑橘一个产业就超过了1亿元。
       作为一个“外来和尚”，农担公司对地方本来“两眼一抹黑”，但有了柑橘产业农合联的依托，哪个主体需要扩大生产，哪个家庭农场信用不佳，所有信息一目了然、一清二楚。农担公司的后顾之忧，随之烟消云散。
       与现代农业共发展，农担公司的作为是金融以及其他专业服务机构的一个缩影。如今，大量的专业服务通过产业农合联这一平台，进入到企业主体层面。如南浔银行通过产业农合联推出“粮农贷”，农行湖州分行在安吉发放茶农预授信卡，缙云研发茭白专用肥……这些个性化产品的成功开发和推广应用，无不有赖于产业农合联。专业化服务本质上离不开规模效应，而产业农合联正是将服务需求合并同类项、进行集中释放的最佳平台。
      小荷才露尖尖角。当前，作为“三位一体”服务现代农业发展的一种新型组织载体，产业农合联正在浙江覆盖全省所有区域特色农业主导产业，竹笋、茶叶、花卉、葡萄、民宿、水蜜桃、药材、渔业、农家乐、禽业等。并且在经过县市一级尝试后，升级为市级产业农合联，规模和实力都有新的增长。
      这种以产业为基础，以市场为导向，以企业化运行为特征的组织形式，是行之有效的，是对原有合作经济模式的再拓展，是乡村产业发展的有效平台，值得关注。
      浙江省委农办主任、省农业农村厅厅长王通林表示，接下来，浙江将强化省委农办对“三位一体”改革的牵头抓总、统筹协调作用，着力构建区域农合联通用性服务与产业农合联专业性服务经纬衔接的新型农业服务体系，全力打造大平台、大服务、大合作、大产业，加快构建以“三位一体”为内核的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
作者：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蒋文龙 朱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