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振兴战略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的战略。在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优先发展农业农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社会各界关注的重点话题。这也意味着“三农”工作的重心将全面转向乡村振兴。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研究了一辈子的三农问题，有令人惊讶和钦佩的理论与实验基础，那么，对于乡村振兴，这位学者有哪些重要观点呢？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

      进入新世纪以来，乡村工作出现了几个重要的节点。
     首先是2002年党的十六大正式确立三农问题，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其次是2017年，党的十九大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也是这一年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了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的工作方针。再一次就是今年，疫情影响下的全球化挑战，更凸显出乡村振兴是应对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压舱石。
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乡村振兴是未来整个社会最重要的任务，也是在全球化挑战下，练好内功、强化发展动力的重要工作。在今天，振兴乡村是安全的发展方式，同时也是巩固脱贫攻坚最好的方式，所以，不论是观念上还是行动上，未来的工作，都要积极转向乡村振兴。
       现在中国进入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国工业产品的总量就已经是世界第一了，所以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反哺农村，这就是农村发展成为国家重中之重的由来。
从这个过程看，进入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的乡村建设不是停止了，而是被国家承担了。
       新时期又开始重新强调推进乡村建设行动，一方面是中国已经进入到工业化一个新的阶段，不用再从农业提取积累了，还有更为重要的一方面：最近中央文件一再强调的去发展乡村，向乡村倾斜性投入各种各样的政策和优惠。
       这是应对全球化挑战的压舱石，练好内功，夯实基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这个战略的基础是什么？乡村振兴。
      讲乡村建设行动的时候，有很多值得借鉴的百年乡村建设的经验，其中最值得关注的是以人为本。
      乡村建设最初源起于张謇的南通实验，南通在地综合发展的时候是村落主义。其中最值得高度关注的是如何把人的因素调动起来，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农民成为乡村建设行动的受益者，农民才能成为参与的主体。
       2021年写在中央一号文件的内容，强调了如何改善农村基本建设的条件，如何改善农村的居住条件，如何推进生态环境的建设，如何宜居，提出了各种各样建设的内容，以及县域综合发展。
百年乡建，寻源上溯至十九世纪末，中国工业化起步，并且第一次遭遇到挫败，那个时候恰恰是乡村建设变成了一个应对洋务运动工业化挫败危机的方式，开始了以村落主义的乡村建设，以在地化的综合发展来改变原有发展模式的努力。
      这个努力历经一百多年一直延续，我们应当认真地去做归纳总结、提炼出来，服务于正在开展的乡村振兴国家战略，服务于即将推行的新的乡村建设行动！
      我们强调农村应该形成更多的组织。因为农村中的村社聚落往往是跟资源、环境条件紧密结合的，农村资源的产权边界往往是和村域的地缘边界重合的。要进一步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让农民成为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微观主体。
      村级的集体经济组织无论如何都应该变成社会企业，社会组织也应该转型为社会企业，跟村级的组织化程度提高相结合，把生态资源、环境，在空间正义的理念之下，完成生态资源价值化的实现形式，以使整个国家在金融资本全球化不断形成的巨大危机的打击之下，能够以乡村振兴来作为压舱石。
利用压舱石来练好内功，夯实基础，这样社会组织的工作才能跟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打造压舱石的战略部署紧密结合在一起，我们工作的意义才能使宏观微观结合，它才能够可持续。
      乡村振兴战略作为国家战略已经被提到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但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之时，我们始终都要明晰：中国社会从来都是一个乡土社会，而乡土文化则是中国文化的本源，任何背离这一本源的作为都将注定失败。无论是招商引资、像城市那样发展工业，还是学习西方发展所谓大规模农业，这方面几乎看不到成功的先例，但失败的事例却多如牛毛。
      所以，我们必须走出新路，把沉默于乡村的数以百万亿的生态资产价值激活出来，变成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动力和保障，变成中国国内大循环的基本保障。
      实践表明，只有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实现生态资本深化，才能同时实现生态资源价值化。沿着这样一个逻辑，我们就可以把生态文明战略的经济内涵体现出来。
      乡村振兴一定要文化振兴，关键是要把在地化知识变成乡土教育。没有把乡土文化、在地知识开掘出来，就做不了农文旅，因为内涵不对。
      “袁家村”作为全国乡村振兴的样板之一，很多地方都学习效仿，然而效果却不尽如意。据了解，某省曾想把袁家村模式复制，结果复制了84个，82个失败了。为什么袁家村能成，其他地方都失败？温铁军认为，袁家村的成功是因为在地文化。“袁家村最主要的做法就是把关中地区的那些作坊集中到一个小村里面，其无外乎是把关中作坊文化变成餐饮业的内涵，所以很清楚，这儿卖的是文化。”
“如果真的想文化振兴乡村，一定先深入调查研究什么叫做乡土文化。文化振兴乡村要重视在地文化。”温铁军认为，乡土文化绵延万年，至今仍然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不中断的主要基础。在温铁军看来，乡土文化表面看起来是多种模式，但其实内涵是一致的，目前很多地方搞的农家乐、民宿、农文旅结合项目、乡村文创已经过剩了。
      为什么不能只让农民种地？民以食为天，农业发展仍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基础，而时代走到今天，农业更趋于以现代化方式发展，以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发展的动力。
这当然提升了一个产业的发展效率，农民可以用更少的力气种出更多的粮食，收益自然也会增多，可这并不意味着单单发展农业就是乡村振兴。
      农业是第一产业，其发展度过了几千年的岁月，已是生生不息，但就其发展活力与后劲而言，仍是落后于第二、第三产业的。
      我国总体的现代农业水平和发达国家相比仍有一定的差距，但这种差距是由于非农业系统因素造成，而自家农村与农村之间相比，差距并不明显。
      即使现代农业的发展依靠于技术，但主要的区位因素还是自然条件，什么样的山和水，就养育什么样的农作物，要不怎么说是“靠天吃饭”，这便是农业发展缺乏后劲的地方。再加上农村劳动力减少、土地荒废、 农作物种子被外资控制这些值得我们关注的现象，农业的发展前景其实不容乐观。
      社会化农业是农业生产要素的配置提供、日常的经营管理、前提的规划设计、产品价值的实现应该有多方力量共同参与, 优势互补, 弥补个体经营的局限性或不足, 增强、优化农业发展的条件, 拓展农业的潜力与功能, 包括为农业生产提供更稳定的保障, 共担农业发展的成本与风险, 共享收益与价值。
      社会化农业可概括为农业生产的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活动，包括其产业链的延长与附加值的扩展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在发展社会化农业的过程中需要合理健全的制度设计、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同时需要市民下乡参与, 共同推进生态文明时代社会化农业的发展。
      社会化农业, 不仅意味着人与自然复合的生态系统全面修复, 也是构建城乡融合的共享经济的新领域, 有利于形成多元社会群体互动的良性治理体系。
      越把乡村搞成千篇一律，就越没有被中产阶层消费的可能。而恰恰是当前社会结构的变化，造成新兴中产阶层引领绿色消费潮流。这是农业绿色转型面对的客观需求。
      比如我们借鉴欧洲市民下乡发起的慢城、慢食、慢生活运动；再比如，城市小孩缺乏自然教育依托的本地农业教育，“不知稼穑之艰难”，乡村可以做田间学校。孩子可以去体验，粮食蔬菜是怎么长的，鸡鸭牲畜是怎么长的。我们吃的东西不是超市里包装的样子。只有让孩子对自然有敬畏之心，长大了才能自觉保护生态、珍惜粮食。你会发现，有过乡村经历的城市孩子，身心是比较健康的。
      假如我们这一代没有复兴乡土多样性文化的努力，再怎么强调消费拉动经济，也是很难改变粗放数量型增长方式的。
      凭什么只有农村出来的人才应该回去，凭什么只有农村的人才应该种地？这其实是不公平的。因此，农村空心化，没有年轻人，某种程度上是人为的。
      如果开通城乡，允许城乡自由流动，许多城里人是愿意下乡的，特别是那些60岁以上的人。中国的老年人口现在已经有18%左右了，14亿人里的18%是多少？这其中哪怕有1/3的人，仍然有劳动能力，仍然愿意下乡，这就是一个很大的群体。现在有很多案例证明，只要你回归乡土，回归自然，很多疾病都可以避免。
      很多人都说：现在主张乡村振兴，但是乡村已经没人了。我说：那是人为造成的，非不让城里人下乡。我们现在只允许资本下乡，给了很多优惠政策，但是没有允许老百姓下乡。